2026年經濟目標，定了！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4.5%－5%，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
國際經貿環境急劇變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陡然升級，市場預期受到頻繁擾動，對外貿易明顯承壓。國內經濟深刻轉型，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問題持續顯現，消費、投資增長動力不足。
3月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新社記者 韓海丹 攝
在“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將經濟增長目標設為“4.5%－5%”的區間，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中山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趙昌文接受三里河采訪時表示，2026年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4.5%－5%的區間，與之前“5%左右”目標相比，釋放的政策信號是清晰且堅定的，即宏觀經濟治理正在從過去更加注重單一增速底線，轉向更加兼顧增長的質量、效率與可持續性。
趙昌文認為這一目標區間的設定，有三重考量：
一是基于對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客觀認識。2025年中國GDP突破140萬億元大關，經濟體量越大，面臨的生產要素、資源環境約束就可能越強，維持高增速的難度也可能隨之提高，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的目標設定，首先就要遵循這一規律。
二是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深刻轉型相契合。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增速的適度放寬，是發展階段轉型的必然結果，也為在深層次結構性改革中做優增量、盤活存量創造更大騰挪空間。
三是延續了我們長期堅持的“留有余地”的增速設定原則。當前，外部因素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多，國內經濟轉型也正處于爬坡過坎的關鍵期，區間化的目標設定，本身就賦予了經濟增長更大的彈性，能夠更好地對沖各類超預期的風險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居民消費價格漲幅2%左右”，在這一目標背景下，如何有效破解供強需弱的矛盾以實現預期目標增速，宏觀政策協同發力顯得尤為重要。
在趙昌文看來，在物價低位運行的背景下，破解供強需弱矛盾，核心是推動政策從供給端托底向需求端擴張轉型。
“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形成目標一致、協同發力的政策閉環。”
趙昌文認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聚焦擴大終端需求，從“投資為主”轉向“投資+消費雙輪驅動”。一方面，應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直接轉移支付。另一方面，要優化政府投資結構，實現從過去更加注重投資于物向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轉變。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錨定擴大內需、穩定市場預期等核心目標，與財政政策協同發力。
“一方面，要適時運用降準、降息等總量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持續壓降實體融資成本。同時，為財政發債、擴內需政策落地營造適宜的貨幣政策環境，避免產生擠出效應。另一方面，要創新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精準匹配財政政策發力的消費與投資領域。”趙昌文說。
相比于短期的經濟增速，“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能只靠單一指標來判斷，而是要關注高質量發展的本質。
趙昌文認為，“十五五”時期可從發展的增長、結構、效率三個維度系統性觀察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成色。
比如，效率維度主要看經濟發展的投入產出水平。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輔以勞動生產率、資本產出效率等指標，看科技創新是不是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
站在2026年的春天里遙望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質變。
將GDP目標設在4.5%－5%之間，不是踩剎車，而是為了更穩地握住方向盤。一個更具韌性、更注重獲得感的“十五五”正徐徐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