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隨筆】

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又添新動能。近期，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門印發的《“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提出，推動建立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

首席數據官（CDO）是數據資產的“掌舵人”。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普及，各類組織和部門產生、積累的數據日益增多，催生了對數據資產管理的迫切需求，首席數據官這一新職業應運而生。30多年來，政務和企業領域首席數據官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統籌公共數據資源、企業數據資源等重要數據資產，系統開展內外部數據治理、開放共享及價值挖掘的重要負責人，推動了數據驅動的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助力數據驅動的企業創新轉型和決策優化。

當前，政企首席數據官正成為盤活數據資源的關鍵力量。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的基礎。但長期以來，數據質量不高、數據權益不清、數據科技支撐不足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數據的供給、流通、利用與安全，導致大量數據處于“沉睡”狀態。首席數據官兼具技術、業務、管理等多方面職業素養，既是數據資源的統籌者，也是數據價值的轉化者，更是數據安全的守護者，能夠推動數據資源跨部門、跨企業、跨產業安全流通，引領數據資源從“分散閑置”向“集約高效”轉變。

當前，一些地方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廣東省于2021年率先試點政府首席數據官制度，《北京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以地方立法形式鼓勵各單位設立首席數據官，均形成了數字治理的強大合力。江蘇省在全省統一構建“橫到邊、縱到縣”三級部門首席數據官管理體系。南京市實現116家市級機關、事業單位及國有企業首席數據官全覆蓋，南京市氣象局首席數據官推進的“護航南京跨江飛行，賦能低空經濟發展”場景，入選國家數據局重點聯系示范場景清單。

企業首席數據官則成為企業數據“煉油廠”的“總工程師”。國家層面高度重視首席數據官制度探索，先后出臺一系列政策舉措引導企業設立首席數據官。各地積極探索推行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出臺相關建設指南。浙江省成立企業首席數據官聯盟，培育了一批優秀實踐企業。杭州市一家電梯企業通過構建數據鏈路，實現電梯設計、制造、安裝、服務全流程數據采集、分析、監測與診斷，生產效率提升50%，單位產品成本下降31%，帶動供應鏈效率提升14%。在產業鏈上下游生態企業協同及社會治理中，首席數據官制度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席數據官制度將極大提升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力。相關數據顯示，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有望達到49萬億元，占GDP比重約35％，數字產業收入約38.3萬億元，實現利潤3.1萬億元，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面對全球數據規則重構浪潮，首席數據官不僅是企業和政務部門的內部治理者，更是提升國家數字競爭力的先鋒力量。這既需要構建更為完善的制度體系，也需要在國家層面政策文件及地方實踐基礎上為首席數據官制度提供更堅實的法治保障和穩定的發展預期。當首席數據官制度與國家數據基礎制度形成協同發力的制度矩陣，必將加速釋放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數據潛能，助力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戰略主動，構筑起應對大國博弈和科技競爭的新優勢。

（作者：支振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